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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之前，我们还真看不出来，如何去解决工业社会的供求背离问题。我们只知道工业大国为了争夺市场和资源，大打出手。互联网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希望，它可以帮助人类解决供求背离的问题。

　　工业社会开启于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亚当·斯密的理论也被称作分工理论。他告诉我们，可以通过自觉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物质财富创造的效率。

　　分工之后，如何变成一个整体呢？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解决供求一体化问题，不经意当中就把供应者和需求者的关系简单化为产品供求关系。也就是，借助于产品这个媒介，来解决供求一体化的问题。

　　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使这种简化变成现实，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供应者和需求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化为物和钱的关系，简化为商品和货币的交换关系。人们还可以依靠货币的力量拓展交易的空间范围，以及提高量产量销的规模，和增加出现在陌生人之间的交易。

　　供求一体化的实质性内容是，解决劳动互换和利益互换。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在于依靠一种凌驾于个体之上的权威的力量，来协调供求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和利益关系。

　　这是一种几近完美的理论，西方社会就遵循这一理论做出了制度性安排，或者说，依据这一理论构建了社会制度。人们习惯上把这称为市场经济体制。很多专家学者开始玩这些经济体制，建立了所谓的经济学，按一些人的解释，经济学就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并把亚当·斯密尊为鼻祖。

　　几近完美不等于完美，否则亚当·斯密不会写另外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很遗憾，经济学家并不把道德情操纳入经济学科的范围。他们关心的是规模递增带来的收益。德鲁克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当不了经济学家”。不过他倒是拿到了总统自由勋章，以表彰他的经世济民思想对社会的贡献。

　　很遗憾，人类社会至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为每一家企业的商品，确立起普遍的诚信。相反，每一家企业面临的生存竞争压力使一切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学问都失效了，尤其是营销学，蜕变为一种销售策略，一种促进销售的策略。

　　人们在分享工业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忍受着工业文明带来的麻烦。这个麻烦说到底，就是供求分离之后，不能有效地实现供求一体化，不能有效地使供应者和需求者形成一个整体。相反，供求分离之后出现的是供求背离。供求背离的具体表现是，供应过剩与需求不足同时发生，也称“过剩经济”。

　　经济学家喜欢把这称为结构性的矛盾，于是就有了相应的对策，依靠政府的手段或政策的手段，对产业结构乃至产品结构进行调整，也称“调结构”。这样，市场经济体制就变得不那么纯粹了。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实践。

　　赫伯特·西蒙在《管理行为》一书中提到了这件事情。他凭着直觉说，不应该叫作市场经济，也不应该叫作计划经济，正确的称谓应该是“组织经济”。我认为他的直觉是对的，供求分离之后，供应者和需求者必须变成一个整体，必须依靠供应者和需求者之间的有效连接，来奠定持续交易的基础。这是一个社会再生产循环的组织问题，也是一个产业经济循环的组织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用计划的手段星空体育全站，硬性把供应者和需求者连接起来，是有问题的。其中主要的弊端是，用行政权力配置资源会滋生官僚主义，抑制竞争以及利益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丧失活力，表现为物质财富的匮乏，也称“短缺经济”。

　　事情又回到了原点，人们希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也就是在产品经济的条件下，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来解决供求一体化的问题。从萨伊到熊彼特，再到德鲁克，那些非主流经济学家主张，依靠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及营销理念来维持再生产循环，并解决或抑制供求背离的趋势。如果我们企图用一种精神或理念，或者企图通过倡导一种精神和理念。来弥补社会制度安排的固有缺陷，肯定是会失望的。

　　为了使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能够持续，人们必须全力以赴地维持货币的信用，必须依靠有公信力的代表机构对货币的信用做出担保。这样供应方就放心了，可以把产品让渡给每一个货币持有者。

　　反过来，对每一个需求者而言，他们希望获得的是货真价实的商品，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供应者必须为自己的商品提供信用。

　　商品经济的全部难点在于：每一个供应者如何为自己的商品建立信用。否则，供求之间难以建立持续交易的基础，生产的盲目性就会增加，生产的持续性就不能保障，交易的费用就不可控制，等等。

　　借用营销大师科特勒的话来说，尽管我们一直倡导4P策略，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人们惯用的依然是4P中的1P，依然是大肆降价促销。

　　至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情况也不乐观。在中国，企业家已经成为稀缺资源。只有部分企业愿意跨越时间和空间去配置资源，积累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然后跨越恶性竞争，避开降价促销的陷阱。

　　企业当家人似乎更相信机会而不是信念，从而把获取机会的能力寄托在资本市场的杠杆上，依靠兼并重组获取新技术、新产品、新业务与新市场。

　　假如资本所有者或资本当家人也只相信机会而不是信念的话，那么资本市场上击鼓传花的游戏就不可减免，资本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就很难避免。羊毛出在猪身上狗买单，就不是一句戏言，而是一件真实的事情，美其名曰高端思维，财智人物的高端思维。如此这般，经济领域的麻烦很容易演化为社会乃至领域的麻烦。

　　当我下决心向数字星球转移的时候，我发现风风火火的互联网创新和互联网转型，并没有摆脱分工理论引导下的产业发展逻辑。现在的BAT也只不过是一种超级连接器而已，各种大大小小的电商平台也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渠道，各种互联网创新的传奇也只是资本创造财富的一种传说。

　　谁也没有意识到，传统的产业逻辑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不能审视历史，不能回到事情开始的地方，不知道亚当·斯密分工理论的缺陷，那么互联网只能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思维，不是一种可以摆脱传统产业发展逻辑的思维，更不是上帝赐予人类的一种恩惠。

　　我们先来深入谈谈产业社会的逻辑缺陷，再来谈谈产业社会应有的逻辑。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学术的命题，但本人并不想引发学术争论，只是想引导包子堂的学员深入思考，并从中体会到学习理论及概念体系的重要性。

　　亚当·斯密的理论被称为分工理论。分工理论只讨论了如何进行“自觉分工”，没有讨论如何进行“自觉组织”，这导致工业化以来的产业社会在“自觉分工与自觉组织”上的脱节，而且是两个层面上的分工与组织的脱节。一个是劳动分工与劳动组织的脱节，另一个是社会分工与社会组织的脱节。这是经济学的两大漏洞，并且是被所有学者所忽略的两大漏洞。

　　在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中，劳动分工之后的一体化，也就是劳动组织，是靠工厂主来实现的。工厂主就是组织者，组织被理解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组织的过程就是资源配置的过程。那个时候，组织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系，每个人不是组织中的利益主体，而是生产要素资源，是一种被称为“劳动力”的生产要素。从那个时候开始，管理的元命题就已经产生，并且至今依然没有解决，这就是如何调动工作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可以说，管理学是弥补分工理论缺陷的一门学科。

　　德鲁克意识到我们这个产业社会的问题，指出分工是实现社会目标的一种有效工具，组织也是实现社会目标的一种有效工具。他还指出当我们自觉应用分工这种工具的时候，必须自觉应用组织这种工具。也就是说，光有分工理论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组织理论，依靠组织理论来帮助我们自觉运用组织这种工具。

　　德鲁克指的究竟是一件什么事情呢？简单来说，在企业内部，进行自觉的劳动分工之后，如何变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有效的劳动组织。当然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一体化的关系体系。这需要相应的理论，需要“自觉组织”的理论。为此，德鲁克写了一本书《公司的概念》，以指导一个公司如何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构建一体化的关系体系，并指出员工不是生产要素，强调认真负责的员工是公司的财富。

　　“华为基本法”应用了这一思想，第一章企业的宗旨的第二条员工原则中明确表示：“认真负责和管理有效的员工是华为最大的财富。尊重知识、尊重个性、集体奋斗和不迁就有功的员工，是我们事业可持续成长的内在要求。”

　　我认为，这是华为对企业界的一大贡献，验证了德鲁克的思想是正确的。华为的实践告诉我们，劳动分工之后，要想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变成一个强大的劳动组织，关键在于两种关系的处理，一是劳动关系，二是利益关系。具言之，在协同劳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和后天习得的长处，每个人根据实际贡献，分享公司的短期利益和长期价值。后来经过Hay公司和IBM公司的帮助，华为在方上学会了如何对知识劳动者进行价值评价和利益分配，并在制度上保障公正和公平能够不断地复归。

　　接下来，如何在企业之间形成一个整体呢？亚当·斯密的观点是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协调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关系，协调供应者和需求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亚当·斯密并没有提出相应的组织理论，没有把“自觉分工”与“自觉组织”对应起来。换言之，分工是自觉进行的，组织却不是自觉进行的。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循环，是靠看不见的手进行自然调节的。

　　他的后来者也没有提出相应的组织理论，有意识地、自觉地协调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相反，后来者把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把供应者和需求者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产品的供求关系”，简化为“产品与货币之间的转换关系”。换言之，把人与人的关系，简化为物与物的关系。

　　产业社会懵懵懂懂进入了古典资本主义的状态，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状态。有两个因素加剧了这种状态。一是规模经济的概念，这个概念强化了资本在创造财富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人误以为资本可以直接带来利润。这个概念也误导了创造财富的逻辑，使人误认为做强必先做大，不做大绝不可能做强，使人在不经意中背离了财富创造的本质。所以德鲁克一再强调，肥胖不是强壮，一再强调要坚守本行。

　　二是货币及货币体系的发展使市场的交易可以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拓展了市场交易的时间和空间，使亚当·斯密“两个层面上的分工必须同步”的正确论断被人们所忽略。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借用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的话：大量生产方式具有内在的暴力倾向。这里的话题很多，不再赘言。

　　在社会分工与组织层面上，德鲁克也没有提出相应的组织理论，只是提出了社会责任以及顾客导向的理念，强调企业只有一个恰当的定义，这就是创造顾客。在他的思维中，只要每一个企业及其员工的行为能够统一顾客的需求，那么社会再生产循环就有了保障，就可以避免市场的盲目性，以及市场机制失灵的不良后果。

　　华为吸取了这个思想，“华为基本法”第一章企业的宗旨的第一条顾客原则，也就是使命追求中明确规定：“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

　　在德鲁克的思想逻辑中，顾客原则不仅是社会再生产循环的保障，而且是统一企业内全体员工意志的保障，或者说，是企业再生产循环的保障。换言之，顾客原则是绝对的原则，确保两个层面再生产循环的顺利进行，即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

　　与此相对应的是，华为依据德鲁克的组织理论确立了员工原则，并依靠管理手段进行赋能，赋予员工队伍以能力和协同的意愿，确保华为在社会再生产循环中，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和功效。借用世俗的话说就是，不至于在这个产业链条中掉链子。按照德鲁克的思想，产业社会是一个功能化的社会，每个企业都是社会再生产循环中的一个功能性的组织，必须持续强化自身的功能，去维系产业再生产循环，维系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绝不能掉链子。

　　德鲁克的顾客原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不断深化与顾客的关系；二是不断满足顾客变化了的需求。前者称为营销，后者称为创新。德鲁克认为，营销与创新是企业的两项创造价值的职能。华为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就是因为能够集中配置资源在这两项职能上，并且能够做到持续聚焦、持续投入、持续努力和持续突破。

　　华为之所以能守住企业的宗旨及两条基本组织原则，即顾客原则和员工原则，而不被产业社会恶性竞争的逻辑牵着鼻子走，根本原因在于懂得商业之道是“竞合”，懂得在坚守本行的基础上，与上下游企业建立良好的产业链生态，避免同质化的恶性竞争。“华为基本法”第一章企业的宗旨的第五条利益关系中写道：“华为主张在顾客、员工与合作者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换言之，在产业链上，自觉地构建起供求者之间的一体化关系体系，有效地处理供应者和需求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和利益关系。

　　可以说，华为在产业领域中是一个特例，绝大多数企业没能在一开始，就清醒地确立并遵循企业宗旨及组织原则，这就是传说中“企业顶层设计”的重要性。

　　顺便指出，企业的宗旨（enterprise purpose）就是组织起来的一组原则，是依据不言而喻的社会真理，确立起来的组织原则。一个企业必须首先学会的是如何坚持真理、遵循企业的宗旨及组织原则，而不是如何按常识做事。

　　很多企业受传统的经济理论影响，不能有效地依据不言而喻的真理，确立企业的宗旨，并努力遵循宗旨中的一系列组织原则。甚至有人公开宣称，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企业的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甚至夸大地说，企业不盈利就是犯罪。这种说法混淆了犯罪与无能之间的本质区别。

　　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开始的地方，弄明白产业社会发展所依据的理论究竟存在什么缺陷，否则，企业界还会重复过去的错误，不能像华为那样自觉地摆脱以往的产业逻辑。否则，面对互联网时代，企业界还会继续以往的错误，不能有效地应用互联网去摆脱过去的产业逻辑。

　　分工与组织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具言之，不能有效地进行组织，就不能无节制地持续深化分工。反之，不能有效地进行分工，就不能无节制地扩大组织规模，确保组织功能的持续强化。

　　中国的哲学文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件事情。分工与组织好比阴与阳。古人讲过，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在一万年前，分工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的分工是自然发生的，可以称为“自然分工”。

　　自然分工的前提条件就是业已存在的自然村落或部落，就是已经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稳定关系，这种自然人的关系体系需要经过几代人、经过祖辈相传才能形成。这种关系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有共同的生活理念、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生活语言。我把这种一体化的关系体系称作“社区”。看过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这本书就会知道，社区就是共同体。没有这样的一体化关系体系，自然分工不可能发生。

　　如果古人讲的“道法自然”是对的，那么我们的商业理论，就必须建立在自然道法的基础上。华为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关键在于它能够长期致力于产业价值链生态的构建，并依托生态链的共同体关系，长期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厚积薄发星空体育全站，有所积累，有所突破。

　　由此而论，当从B to B领域跨入B to C领域的时候，华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构建与最终消费者的一体化关系体系，如何与数字化生存的消费人群构建一体化的社区。

　　这里的真正挑战是，如何把消费者组织起来，成为消费者社区的组织者，帮助他们逐渐形成共同的生活理念、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俗话说得好，消费者需要的不只是产品，他们还需要生活方式及生活品质。企业要做的事情，不是通过产品的性价比及广告宣传促销，与对手争夺市场和消费者的购买力。否则，华为在B to C领域也会陷入传统产业的逻辑之中。这就是人们普遍担心的事情，B to B企业能否同时做好B to C。

　　尽管本人一再强调，互联网给了人类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把消费者组织起来，构建一个庞大的数字化人群社区，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产业发展逻辑。但是由于缺乏理论指导，由于没有接触到我的理论，企业界依然没有意识到构建消费者社区的重要性，依然沿着过去的产业逻辑及路径向前推进，依然本着自己的技术和产品向高度分散的消费者进行推广宣传和促销。最终的结果可以想见，企业之间的竞争又回到4P的老套路上，产品大战、价格大战、渠道大战和促销大战。

　　漫长的产业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家企业可以摆脱这种宿命，这种由产业逻辑缺陷所造成的宿命。以往企业界的英雄传奇告诉我们的只是资源配置方式及其努力程度，不能告诉我们如何摆脱以往的产业逻辑或历史周期律。可以断言，摆脱过去不依赖实践经验，而依赖理论思考。

　　只有懂得并学会如何构建一体化的消费者社区，企业才能有效地把资源集中配置在社区生活方式的某个方面，并发展出独特的营销与创新能力，或组织的功能，从而在一体化的关系基础上，发展出独特的供求一体化的商务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社区商务方式”。

　　再强调一遍，社区商务是在社区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有社区，后有商务。企业必须以组织者的姿态去构建规模化的社区，从中发现、引导或创造出社区生活方式及其需求的机会，并把企业的能力及资源配置方式引导到这种机会上去，构建供求一体化关系体系。

　　届时，社区的组织者，自然也就成为产业价值链的组织者。产业价值链的组织者，完全可以站在社区及其生活方式的立场上，反向整合产业链，所谓逆袭供应链。

　　产业价值链的组织者的合法性基础是社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产业价值链组织者的垄断性，垄断的结果是抑制竞争、扼杀创新。这也许是产业组织的概念很少被理论界提及的原因吧！然而，实践中产业价值链的组织者比比皆是，最著名的就是三井财团。这种基于以往产业逻辑形成的产业组织，往往被人诟病。

　　互联网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可以深入研究产业组织的命题，研究基于消费者社区的产业组织形态和产业组织方式；使产业组织的形成，源于社区生活方式及其需求；使产业组织的合法性，建立在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资本集团的利润诉求的基础上。

　　这样我们就可以打破原有的产业逻辑，这就是从社区建设到产业组织，从产业组织到产业分工，再从产业分工到企业组织，从企业的劳动组织到劳动分工，以此来维持社会再生产循环和企业再生产循环。

　　另外，社区一旦形成，就成为产业价值链组织者可以仰仗的市场力量。这种社区的力量大小，决定了产业价值链组织者整合能力的强弱，决定了产业价值链的规模与功能。

　　《赢家通吃的社会》一书指出，今后的市场竞争不再是产品之争、技术之争和企业之争，而是产业价值链之间的竞争，是一条产业价值链与另外一条产业价值链之间的竞争。我认为，这个见解是有道理的。

　　我相信，互联网正在挑战我们过去的产业逻辑，按照打通产业价值链全过程的客观要求，按照打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的客观要求，挑战过去的产业发展逻辑，使分工与组织对应起来；使自觉分工与自觉组织对应起来；使劳动分工与劳动组织，继而产业分工与产业组织对应起来；使产业发展的逻辑回归天道、合乎天道。这个天道就是，分工与组织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自觉分工必须与自觉组织相辅相成。

　　产业发展逻辑回归天道的必由之路，就是利用互联网手段去构建数字化生存人群的社区。互联网思维的本质内涵就是社区思维，就是构建数字化消费者社区的思维。

　　互联网是一种工具，任何工具的应用都必须合乎天道，这个天道就是打破传统的产业发展逻辑，依靠有效的分工与组织，来维护产业社会的正常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是上帝赐予人类社会的一种恩惠。